2015年，我開始籌拍我的第一部長片。我思考著，有什麼電影是只能在這個時空環境下拍，最能反映當下的台灣社會，而且我不拍，可能不會有第二個人拍的題材。
我問我的父母，為什麼他們很少看國片，他們回我：「我們喜歡看電影，只是現在很少我們想看的台灣電影。」我豁然開朗，一個念頭在我的心中埋下種子——我想拍一部給台灣中年人看的電影。一部熟齡觀眾會感興趣、能感受到自己被理解，甚至被療癒的電影。
我的父母，被稱為「嬰兒潮世代」，現在的年輕人看他們，覺得他們是人生勝利組，搭上了經濟高速成長的順風車，早早買了房，佔據了社會中最主要的崗位。然而回到他們出社會的時候，那時台灣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金上下，不到現在的1/20。中華民國剛剛退出聯合國，高速公路、桃園機場都還沒建成。他們的同齡人，又是史上最多，意味著他們面臨著最激烈的競爭。我的父母也是那個年代中白手起家的一份子，在台灣無根無本，年輕時唯一的選擇就是努力工作、賺錢養家。他們用他們的青春，確保了父母的安詳晚年；一邊扶持兄弟姊妹的家庭；一邊也提供我和姊姊童年的不虞匱乏。他們也像別家父母一樣，期許自己能幫助孩子出國就業成家買房。有很多年，我做著自己想做的事，感覺自己從家人和社會的栽培中得到很多資源，但同時間，也發現父母在社會為家庭拼搏的中壯年時期，個人需求很少被社會或自己關注，似乎期許自己成為頂梁柱就沒有不快樂或不強壯的權利，人生的困惑要自行吸收、沒有表達內在情緒的資格。我看著我的父母在為人生軌道上扮演各種角色而奮力前行，理所當然地付出和解決問題，我看見他們有各種失落的時刻，但他們不說。
現代人常常把夢想掛在嘴邊，我們談論夢想，是因為我們有選擇。父母那一輩台灣人，自動對焦了最具服務性也最務實的角色。我想著，若有人把他們心中的某些感受被下一代表達出來，可能他們會感覺自己的努力值得。因此，我想在我的第一部長片《一家之主》描繪台灣當代的中產家庭。一方面紀錄我的成長年代，也以這個故事向我父母親那一輩台灣人致敬。